2013年，钟扬教授在西藏采样的路上
“不希望是真的！”钟扬教授逝世的消息一传开，哀伤如同窗外滂沱的大雨，倾盆而下。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30余年从教、16年援藏、10年引种红树……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名字总是和植物联系在一起，他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虬劲。
9月25日，53岁的他如同一颗种子回归大地，而他留下的千万颗种子终将绽放新生。
矢志不渝，援藏不仅是奉献
2015年，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钟扬突发脑溢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医。在被救治苏醒后的ICU病床上，他口述写下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这十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16年前，钟扬只身踏上地球“第三极”，盘点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探寻生物进化的轨迹。他说：“研究生物的人当然应该去西藏，青藏高原至少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很快，西藏成为他科研的沃土，同时更成为他服务和奉献的家园。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３年后，他又申请留任第七批援藏干部。又是3年期满后的2016年，由于西藏大学相关学科建设处在紧要关头，大病初愈的他毅然再次申请留任。面对组织上对他身体状况的关心和担忧，他反复表示没有问题，还自费到医院作了体检，最终凭着体检合格报告和个人反复争取，入选了第八批援藏干部。
“青藏高原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钟扬急切地想盘清西藏的生物“家底”。在野外考察途中，他多次看到过往的车辆冲出盘曲的山路，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就躲在山窝子里；还有几乎所有类型的高原反应……这些，钟扬几乎都经历了，但是他都坚强地克服了。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去。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钟大胆”。
钟扬带着西藏大学同事们一起搞野外考察，鼓励和指导他们申请基金项目。同事扎西仁次说，“他是受到我们评价最高的老师”。琼次仁2003年与钟扬一起成功申请到西藏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给了同事们极大的鼓舞。不幸的是，他2004年被查出身患肝癌、胃癌。“钟老师，我还没和你合作够啊”，弥留之际的琼次仁紧紧拉着钟扬的手，“我走时，你抬我”。这是一个藏族汉子能够给朋友的最深信任了。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在钟扬看来，若想可持续地促进西藏地区的生物学发展，还需要培养人才，为西藏打造一支科研“地方队”。16年间，他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位长江特聘教授，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并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援藏，不仅是奉献，更是与当地师生一起，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钟扬这样说，更是这样做。
2015年，钟扬在病床前向同事交代工作
爱生如子，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惊悉老师意外过世，众多学生自发来到钟扬生前的办公室。他们不敢相信，如父亲般待他们的钟老师，突然就永远地走了……
钟扬常说，“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他的心里始终将学生放在第一位。身兼复旦大学、西藏大学两校博士生导师的他，指导了藏族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和哈萨克族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在他看来，当地学生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生物分布，如果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完全可以做出成果。2015年6月，西藏大学第一批7位生物学研究生毕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留在西藏工作。
有一种植物名为拟南芥，研究价值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找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成为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在钟扬指导下，许敏和赵宁两位学生利用休息时间，每周末都坐公交、爬山路，到4000多米海拔高峰探寻，终于找到一种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这既是两位年轻人姓氏拼音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的组合。“这是西藏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回报”，钟扬说。
十几年来，钟扬坚持身体力行带学生到野外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在阿里地区的一次野外考察中，一个学生缺氧晕倒了。“吸氧，快给他吸氧！”钟扬喊道。到了半夜，极度劳累的钟扬也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学生挣扎着拔掉氧气管试图换给钟老师，结果被他一把阻止了：“别动，都这么大的人了，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在学生眼里，钟老师充满仁爱之心，又总是风趣幽默。那一夜，没有人知道钟老师是怎么熬过去的，但是等到朝阳升起，他又有说有笑地与学生们踏上了征程。所有的学生都吃过他做的饭，一半以上的学生在他宿舍里住过。多少个野外考察的清晨，都是钟老师冻得嘴唇发紫、忍着身体不适，赶早起来为大家生火做饭。
钟扬把每一个学生都看成一颗宝贵的种子，他曾将一名患肌无力的学生毅然收为自己的博士生。这名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成后说：“我今天很激动，特别要对钟老师说一声谢谢！他的胸怀，像青藏高原一样辽阔，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坚强与拼搏，看到了对生活和事业的挚爱。我期望有一天，也能到青藏高原去！”
爱生如子的作风也自然体现在钟扬作为研究生院院长的管理工作中。他推动设立了研究生服务中心，全天服务12小时，一年365天无休，最大限度地方便研究生办事。他还推动创立了研究生论文指导中心、研究生FIST课程等重要项目，想方设法满足研究生的学术发展需求。“宁可我们工作累一点，也要尽力方便学生”，钟扬说。
钟扬教授在研究生院办公室
2017年9月15日，钟扬教授在浦东向小学生们讲解湿地生态保护有关知识
撒播良种，他送给未来一份礼物
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令人震撼不已，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40％的种子都是钟扬提供的。钟扬和他的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很多被存放在国家和上海种质库的冰库里，可以存放100至400年不等。
“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但因为国家需要、人类需要这些种子，做我们这些基础性研究的，心里想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钟扬的植物情缘不仅生长在雪域高原，也盛开在距离相隔4000公里、海拔相差4000米的上海临港。在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里，种植着一片绿色的树苗，那是钟扬培植的红树树苗。最高的树苗已经长出地面两米多了。在潮起潮落间，它们的呼吸涵养着这片海域，起到防浪护坡、净化水质的作用。
钟扬认为，缺少了植被的覆盖，上海的海滩显得“光秃秃”的。但在上海这么高的纬度栽种红树，着实是一个科学难题。钟扬说：“既然没有人尝试种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创新就是捅破窗户纸的勇气，我愿意做第一个捅窗户纸的人。”
红树林生态系是世界上最富多样性、生产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之一，在上海种植红树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在种植红树之前，这块地是干的，盐碱都往外泛。有了红树，蝌蚪、田螺都出现了，生物明显多了起来。”钟扬说，“实现这个目标大概需要50 年，我不一定能看到这一幕。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一个国家的生物学发展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大批专家和人才。”虽然科研工作占据了钟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始终热心地投入科普教育，努力在更多孩子的心里播下科学的种子。为此，他担任了上海科技馆英文图文版和上海自然博物馆中英文图文版的负责人,展馆内的一条条解说词凝结着钟扬大量的心血；他从西藏带回许多标本，用于上海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展出，包括一条最大的温泉蛇标本；销量长期位于科普类书籍前列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也是他翻译的。钟扬说，“我很乐意去电视台作科普宣传节目，或者给报纸杂志写些科普小文章。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的是很遗憾”，“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2013年，钟扬教授参加上海市庆祝教师节活动
